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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浩然的争议

1999-06-23 来源:中华读书报 □朱家台 我有话说

停息了20来年的“争议浩然”,近10个月来再起高潮——争议的焦点是,浩然应不应为“文革”中受“四人帮”之宠后悔?浩然是不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奇迹?浩然到底是有贡献的农民作家,还是有过的“文革”帮闲?

 《环球时报》1998年9月20日发表该报记者卢新宁、胡锡进关于浩然的整版访问记——《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》。这篇4000多字的长文以浩然为何要写《文革回忆录》为新闻由头,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:1.迄今为止,我(浩然)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(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西沙儿女》)后悔;相反,我为它骄傲。我最喜欢《金光大道》。2.我认为我在“文革”期间,我对社会、对人民是有贡献的。3.我想我是一个奇迹,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——我从一个只读过3年小学的农民,靠党给我的机会,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,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,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、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,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。这种现象,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,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,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。

浩然的这些“新观念”,使已淡出社会的浩然重新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关注,一场新的“争议浩然”随之而起。

最先作出有力批驳的是北京青年杂文家、新闻学博士焦国标。《文学自由谈》1998年第6期发表了焦国标批评浩然的杂文:《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》——“浩然先生说: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,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,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’,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,实际经不起推敲。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,你浩然先生做到‘农民饿死我饿死’没有?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,穿不起裤子,你浩然先生做到没做到‘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’?……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,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(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,同吃一桌饭,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,出行有直升飞机,病了可住北京三零一(高干医院),你自封为‘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’,你代表了农民什么?”

1998年12月23日,《新闻出版报》在“该说就说”栏目发表了吴跃农的杂文《不和谐的杂音》;1999年1月12日,《杂文报》(《河北日报》主办)又发表了其《不后悔什么?》;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燕赵都市报》等报刊也都发表了吴跃农的同类文章。

吴文的主要观点是:1.《环球时报》发表的“浩然访谈录”,“通篇是极左腔调,大言不惭”。2.“奇怪的是《环球时报》对此叙述得津津有味,要不是印着1998年的日期,笔者还要误以为这份报纸是在1968年印出来的。”3.“浩然对‘以粮为纲’、‘统购统销’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。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,贫穷是社会主义。”4.“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?不是浩然描述的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之类的‘一大二公,穷过渡’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,也不是他按照‘四人帮’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《大地的翅膀》之类的‘阶级斗争’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,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……浩然那种论调是不值一驳的。”

焦国标、吴跃农的文章发表后,浩然方面的反响似乎不是很及时。直到1999年2月19日,《杂文报》才发表了一篇署名“张宁”的文章《并非为浩然辩护》,该篇四、五百字的短文,主要是批驳吴跃农不允许浩然发言,不允许有报刊发表浩然的专访。

1999年4月3日,天津《今晚报》副刊发表了章明的杂文——《浩然的确是个“奇迹”》。74岁的章明一直是广州军区的专业作家,1974年曾在西沙群岛现场观察了浩然的“受宠若惊”的“皇后钦差”姿态。其文要点是:

“浩然声称‘我写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,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路子写。’这句话我最多只能相信‘一半’”。其理由是,“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,你(浩然)荣任江青同志‘亲自委托’的两名特使之一,由广州、海南去西沙时,一路上受到‘国宾’般的接待,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?……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《西沙儿女》(诗不像诗,小说不像小说,脱离实际,胡编乱造,把木麻黄写成‘马尾松’的拙劣不堪之作)究竟是歌颂谁的?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?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党的十大代表,今天在内心中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着干的旧作当成宝贝,……公然大吹自己的错误是‘奇迹’,也就只好承认他是‘奇迹’了”。

1999年5月11日,《今晚报》副刊发表了署名“风翔”的文章《“轻薄为文”可以休矣》,指责章明先生“写作态度极不严肃,颇似唐朝杜甫所批评的‘轻薄为文哂未休’者”。

1999年5月27日,《今晚报》发表了署名苏连硕的“争鸣”文章《浩然的气度》,文章主要记述了浩然对章明文章的“宽容”。

这一轮的“争议浩然”,除了这些短兵相接的论战,更有人在整理历史性的记录。陈徒手在1998年底对浩然及其当事人作了近三个月的系列采访后,写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“故人看浩然”——《浩然,艳阳天中的阴影》(载《读书》1999年第5期)。

对于浩然,几位被采访者中明确持批评意见的只有著名作家草明。她说:“浩然是得意分子,那时太嚣张了,什么都否定人家,只有自己最好。他想当官,很容易走这条路。”有人接着草明的意思说,浩然‘文革’时的狂妄受宠,尚可原谅,可是他在九十年代以来复出后的狂妄,如向有关领导建议“重新组织党的文艺创作队伍”,如把他在北京郊县辅导一百多个文学青年称为新的“绿化工程”,就带有明显的反对改革开放之情绪,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,不能宽容的。浩然一方面坚持对“文革”不忏悔,一方面又培植青年弟子在思想上接班,实在是罕见的坚定不移,言行一致。

关于浩然与江青的关系,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北影演员电影《金光大道》的主角张连文作了补充。

刘庆棠说:“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,只是没有正式谈过。江青说过,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,多给他任务,多关心、帮助他。”

张连文说:他是和浩然一起到大寨见江青的。有一次吃晚饭,江青问:“最近听到很多谣言,你们谁听到呢?”众人非常紧张,江青转头问浩然,浩然不敢说真话,只好说:“我是从山沟来的,闭塞,听不见什么……”

对于浩然的“文革”表现,众人是这样说的——

古立高回忆道,“那时浩然年轻,造反没有负担,又写出好作品,折腾得比较厉害,觉得自己最革命。他说话比较冲,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,开会时拍着大腿、拍着桌子大声嚷嚷。他老看不上杜印两口子。……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,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,只有自己最干净。”

管桦回忆说:“有天我们正在开会。端木蕻良跑来说,红卫兵要抄书。浩然就与我们商议,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,并由作家自己把书封起来,并通知外边的人说,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,外面的人要抄家先到机关登记。”

潘德千说:“浩然曾经告诉我,他害怕在江青而前说错哪句话,招她不高兴。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,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。”

梁秉?说:“浩然有朴素的农民底子,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。不管如何,‘文革’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,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。在大起大落中,浩然本质没变,还能把握住自己,已属不易。”

林斤澜说:“文革后,我有意请王蒙、邓友梅、从维熙、刘厚明、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,大家在一起聚聚,帮帮浩然,浩然很拘谨,话不多。而刘绍棠则相反,很豪放。他对浩然说,‘文革’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,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,你怎么还那样呢?我们赶紧说,过去了就算了,大家重新开始。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,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。”

“一九八三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,联系实际谈创作。别人说到‘文革’用了‘浩劫’一词,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,说‘十年动乱’还能接受,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,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。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:‘又没有谁抢谁,怎么用浩劫?’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。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,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:‘太惨了,太惨了……,’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,也是耐人寻味的。”

这段回忆,留下了浩然当年批刘绍棠的不宽容历史,更记录了浩然对“文革”欲从轻发落的潜意识。

1999年6月11日,《南方周末》发表了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:《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》,指出“浩然左意犹存”,仅一天,《南方周末》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,为浩然叫屈,天津《今晚报》也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,令编者不禁感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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